名贤篇之左丘明（约前502—约前422）（6/8）
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。这些修养包括忠、孝、信、义、让等。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，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：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，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，他认为这就是忠；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，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，他认为这也是忠。对君王要忠，对父母就要孝。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，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，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，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，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，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，是“纯孝”。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，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，还体现在国家之间，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，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，除了讲信，还要讲义。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，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，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，称其为“纯臣”。让，就是谦让，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，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。另外，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，知道善不可以丢、恶不可以长，做到从善如流。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、品行恶劣的人，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。
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：国君要治理好国家，首先自己要贤明，做到秉正无私、心胸博大、知人善任；治理国家，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，用德政来治理百姓、用刑罚来纠正邪恶，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、邪恶才能消除。
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：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否则就不要出师。这些准备包括：度德，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；量力，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；亲亲，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，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；征辞，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；察有罪，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。除了第二条“量力”之外，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。
“史学巨著，传世之作《左传》全书共十八万余字，原名《左氏春秋》，汉代改为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简称《左传》，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历史事迹的编年体史书。《左传》记事基本上以《春秋》记载的鲁国十二公为次序，但在鲁隐公元年（前722年）之前，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；鲁哀公二十七年（前468年）之后，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的事件。这样全书按照鲁国国君的即位顺序，始于鲁隐公元年（前722年），迄于鲁悼公四年（前464年），前后记事长达二百五十九年。在《左传》中，左丘明记事以晋国最为详细，鲁国、楚国次之，郑国、齐国又次之，卫、宋、周、吴、秦、越、陈等国更次之。
《左传》是为解释《春秋》经而作的，它用大量的史实来疏证《春秋》。如《左传》对隐公元年夏五月《春秋》中“郑伯克段于鄢”一句的传释，生动而详细地叙述了郑庄公家族内部争权夺位的斗争。《左传》在用史实疏证《春秋》经文的同时，也兼释义法。同样如上面的例子，《左传》在中间插入一段“书曰”，就是解释《春秋》义法的。《左传》虽为解释《春秋》经而作，但与《春秋》经文并不完全一致。有的地方《春秋》有但《左传》没有，有的地方《左传》有而《春秋》没有。如文公十八年，《春秋》共记载九件事，其中有两件在《左传》中找不到。同一年，《左传》也记录了九件事，其中只有七件是解释《春秋》的。
《左传》记事相当详细，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。此外，《左传》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，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，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。所以，《左传》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。不仅如此，在历史编纂上，《左传》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：它在编年记事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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